【编者按】战火中的加沙，记者曾是世界的眼睛，如今却成了死亡的标靶。当“PRESS”标识从护身符变成催命符，当镜头比导弹更让人恐惧，真相的重量压得人喘不过气。230多名记者倒在血泊中，活着的人既要躲避空袭，又要面对同胞的疏离——他们用生命记录历史，却被污名为“带来灾难的人”。这是一场没有战地记者的战争，却更需要有人撕开硝烟，让世界看见血泪。以下是加沙记者用生命写下的真实独白。

　　加沙记者的使命本是记录平民苦难并向世界传递真相，但自2023年10月本轮战争爆发以来，他们自己却成了靶子——不仅要面对以色列空袭和舆论抹黑，连他们想守护的民众都对其心生恐惧。

　　“从战争最初几个月起，人们就开始对记者感到担忧，”41岁的阿拉比电视台记者阿卜杜拉·米格达德告诉《国民报》，“尤其在记者接连遇袭、半岛电视台记者瓦埃尔·达赫杜的家人遇害后，人们相信记者随时可能被锁定为目标。”

　　由于外国媒体被禁止进入加沙，当地记者成为记录平民死亡、家园破碎和流离失所的主要信息来源——以色列为摧毁哈马斯武装，无差别轰炸民居、医院和学校。但迄今已有230多名记者遇难，使本轮冲突成为现代史上记者伤亡最惨重的战争，如今普通加沙人甚至害怕接近记者。

　　最近一起袭击发生在8月25日，加沙南部纳赛尔医院遭空袭，5名记者丧生，另有17人遇难。而两周前，以色列空袭加沙城希法医院附近的帐篷，刚导致半岛电视台记者安纳斯·沙里夫等6名记者死亡。

　　米格达德说，他那件印着“新闻”字样的防弹衣，曾是真相信誉的象征，现在却成了警示符。“人们看到我穿它，会害怕且抗拒与我接触。虽然有人支持，但更多人充满忧虑。”

　　这种恐惧带来了毁灭性影响。战争初期家园被毁后，米格达德想探望流离失所的家人，但寄宿家庭多次拒绝他进门，怕他的出现连累全家。“就连我在代尔巴拉租办公室，房东一听说我们是记者就立刻反悔，”他回忆道。

　　在加沙城拥有多间公寓的阿布·艾哈迈德·穆斯塔法直言，他拒绝出租给记者，因为其他租户会恐慌。“我明白记者的使命，知道他们冒死让世界看见加沙的真相。但楼里其他居民害怕，明确告诉我如果租给记者或有政治关联的人，他们就搬走。”

　　“事实上在加沙，租房必须极度谨慎。战前人们只担心租客是否与政治派别有牵连，因为以军轰炸公寓时从不理会里面是谁。但现在，听到那么多记者被锁定的事件后，人们开始连记者也防备。”

　　31岁的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自由摄影师安纳斯·法蒂哈表示，民众的恐惧还夹杂着对他的诽谤指控。“加沙人对记者的恐惧显而易见，而煽动性舆论让情况恶化。德国《图片报》污蔑我捏造事实，一些人因此用怀疑眼光看我，甚至不愿和我说话。”

　　但法蒂哈拒绝放弃职责：“尽管承受着目光、压力和指责，我仍在记录事件。我的使命是守住真相。”他认为唯有通过透明报道、专业精神和耐心，才能重建信任——如今民众对镜头的恐惧已不亚于空袭。

　　自由摄影记者艾哈迈德·阿雷尼说，敌意有时很残忍：“人们开始驱赶我们，喊着‘滚远点，别让我们因你送命’。流离失所时，有人警告：‘离开这里，免得你们招来轰炸。’”

　　阿雷尼指出，记者缺乏国际保护是核心困境：“我们把自己视为殉道者。周围的恐惧源于这场战争中对新闻业的漠视。每个记者都可能被锁定，每个记者都可能成为受害者。”

　　所有这些遭遇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以色列成功重塑了公众对记者的认知。“记者曾因工作受尊敬，”米格达德说，“但反复针对后，人们现在觉得我们危险。记者被排斥，不再被视为苦难传递者，而是风险携带者。”

　　这种敌意甚至被以色列媒体人合法化。以色列i24频道高级评论员茨维·耶赫泽利公开为纳赛尔医院记者遇袭事件辩护：“如果以色列真决定清除记者，迟做总比不做好。这些所谓记者是哈马斯军事分支的矛头，以色列清除他们做得对。要我说行动太晚了，还有更多人在制造破坏。”

　　对巴勒斯坦记者而言，这类言论不仅是煽动，更助长了公众猜疑，使他们困于空袭危险、政治抹黑和同胞不信任的三重夹击中。“没有安全之地，没有新闻保护，”法蒂哈说，“但我们继续坚持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说出真相，真相就将湮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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